原名「公設永樂町食料品小賣市場」最早成立於西元1908年的日治時期，當時該地區日治時期稱為「永樂町」，與太平町（今延平北路）、港町（今貴德街）並列為大稻埕地區南北三條主要幹道。殖民政府所描繪的永樂市場是：「…永樂市場與全島民間信仰中心的城隍廟毗鄰相連，是經營糧食及日用品的零售市場，其特色是以臺灣人為對象的糧食用品、飲食店、草藥店、古董、服裝等應有盡有..，每日進進出出的人員達二萬人次之多。」
原本市場性質為販賣飲食小吃的市場，但因為鄰近大稻埕碼頭，船運同時也帶來了民生必需品及大量布料，日治時期，日本商人將日本印花布料大量輸入臺灣，將此地當作布料進口的批發中心，在當時全台有超過半數以上的布商聚集在大稻埕，二戰結束後，更成為臺灣本土紡織業大搖籃。
現在的「永樂布業商場」大樓是建於1985年，是北臺灣布料的集中批發和零售市場，各式花樣美麗、質感精緻的紡織布匹，令人目不暇給，這裡有各種花色的紡織品，不管是本地的或進口的，總是能夠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而旁邊巷弄裡各種衣物周邊零件、配件、蕾絲、繡花也一應俱全，永樂市場總能滿足不同買家對織品的各種要求。2010年因其具有布業批發、零售的特色與歷史意義，當時的臺北市長郝龍斌將「永樂市場」正名為「永樂布業商場」。



★頭家娘
當生產領域需要廉價或免費的勞動力時，家庭中的女性成員便會輔助男性，這是大稻埕商家最常見的女性角色。這種雙重勞動的女性工作，就是在批發零售商店中的頭家娘，頭家娘一方面必須經歷一般女性的生命週期；結婚、懷孕、生產、照顧小孩，扮演妻子和母親的角色，另一方面仍要充任女工、店員、秘書，還有搬貨、管帳、招呼客人、照料員工三餐的多重角色。
在大稻埕，過去女性和小孩都要幫忙理貨，不像現在代迪化街上許多夫妻檔共同經營的形式，儘管如此，夫妻經營仍有一定的性別分工，老闆多負責外務和應酬，而由老闆娘坐鎮顧店。且在迪化街的店家，一年三節難得休息，當店裡忙碌缺乏人手時，老闆娘更得自己替補，不但沒有星期假日，過年也總是忙到除夕前，自營的商店缺乏正式制度化的勞動條件，店的經營成為家事的延伸，家庭成員常常投入其中，有時忙碌的狀況難以想像。表面上看起來是女性參與公領域的商業活動，實際上卻負擔雙重的勞動，在這種狹長前店後住型態的傳統店屋中，女性身處於雙重的牢籠，幾乎無法脫身，在前進扮演老闆娘的管理角色，在後進則扮演家族中婆媳妻母的角色，從經營的權力來看，仍無法掌握任何實質的經濟獨立自主權。
女性真正能夠參與或主掌店面經營，也是戰後才逐漸普遍。家庭的狀況會影響店鋪的運作，有些是大家庭，以公婆起家維持生意；有些是分家後的小家庭，由媳婦主持。在長輩握權的大家庭中，媳婦或女兒幾乎不可能接觸到生意經營，只有當家庭的權力關係發生變化時，才有可能介入，例如分家後媳婦開始當家成為頭家娘時，是另一個辛苦持家持店生活的開始，雖必須長時間負擔雙重的家務和店務，但參與以男性為主的商業經營事業，也賦予女性進一步拓展潛力的機會，女性以其能力參與經營，漸漸獲取女性的經濟獨立，也鬆動了原有分工領域，逐漸翻轉傳統對於女性角色的設定，進一步改變原有的兩性關係。

1930年代大稻埕巨賈富商雲集，因此出現了許多大規模酒家，延平北路上的「黑美人大酒家」見證臺北酒家文化的興盛與沒落，該棟建築物興建於1930年，是四柱三窗的建築體，其前身為臺灣人開設以Cafe為名的「維特」咖啡廳，店名取自歌德的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初期的維特珈琲店以西洋料理為號召，許多文人雅士在此聚會，目前也被列為歷史建築，因為曾作為咖啡廳，為當時洋式休閒空間之代表物，反映早期台人優雅生活的一面。
戰後才掛牌營業的黑美人大酒家，其實最初名為「萬里紅公共食堂」，改名時還刻意有個英文名字：All Beauty，饒富趣味，此乃60年代是富商巨賈名流紙醉金迷的所在，直至1996年才結束營業。曾有不少名人常在此聚會，包括富商在此談判交易，甚至有政商在此密會協調。「黑美人大酒家」見證早期臺北酒家歷史及休閒飲宴文化，在都市發展、地域文化、休閒經濟上均有特殊地位。

大千百貨堪稱是臺灣本土百貨商場的起源，1970年4月開幕，與當時寶慶路遠東百貨及中華路第一百貨，堪稱是臺北三大百貨名店。但大千百貨面寬近五十公尺，遠超過一般店面，光是門面氣派就稱霸全台。店內引進電動手扶梯吸引民眾絡繹不絕的朝聖人潮，締造百貨業榮景，也為大稻埕創造無數商機。但隨大稻埕區域沒落，大千百貨也跟著走進歷史，於1990年營業20年後歇業。大千百貨見證了大稻埕繁華過往，可說是臺灣本土自營百貨商場的鼻祖，並於2005年被登錄為歷史建築並進行修復，當年建築立面得以完整保留下來。

大千百貨所在地前身即是康樂醫院，康樂醫院是由臺灣第一位外科女醫師謝娥所設立的。謝娥是1918年出身於艋舺，畢業於臺北第三高女後，至日本東京女子醫學校深造。謝娥對於臺灣社會也十分關注，在日本求學期間常與同學討論臺灣政治社會現象；回臺行醫後，更意識到殖民政權中不平等的壓迫。於是與友人密商抗日事宜，1944年遭人檢舉入獄，在獄中遭鞭打用刑卻堅決不妥協，直至戰後才被釋放。戰後，謝娥開設康樂醫院，因她的高知名度，醫院時常賓客雲集。樓下是醫院，樓上則成為當時政商名流匯集的場所，青年學生和婦女運動工作者更常來此聚會。謝娥也積極投身於婦女運動中，先成立臺北市婦女會，後籌備戰後第一個全省性的婦女團體－臺灣省婦女會。因而有「臺灣婦運的推手」 之美譽。1947年底她參選立法委員，獲得全省第三高票（約14萬），當選全臺首位的女性立法委員，無疑是當時臺灣最璀璨的女性政治明星。

1920年代，臺灣知識份子受到日本國內民主政治風潮的影響，漸漸以臺灣做為認同、訴求的對象，開始了文化啟蒙相關運動。其中最著名的即為1921年，在李應章、林麗明、吳海水等人促擁下，蔣渭水在大安醫院創立了「臺灣文化協會」，蔣渭水被推為專務理事，林獻堂被邀出任總理，並於大稻埕的靜修女中舉行成立大會。
「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宗旨指出臺灣人日漸墮落，需要文化啟蒙，才能喚醒臺灣人。蔣渭水認為臺灣人是患了營養不良症，需要多讀書，增強文化涵養。因此文化協會舉辦演講、演劇、辦書報社、成立暑期研修班、俱樂部、書店等，但看似文化啟蒙的活動，實際上是藉此集合有志之士，思考臺灣文化出路，重新自我認定，確立臺灣人的特殊面貌。
另由於傳統以男為尊，以夫為主的父權觀念影響之下，臺灣婦女備受壓迫，身分地位都得不到合理、平等的對待。因此「臺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後也廣納女性會員，歷次的文化講演，也有許多包括戀愛、家庭、婚姻、兩性、婦女地位、婦女運動等的女性議題。1923年，文化協會召開第三年年會，會中決議六條新設事業，其中一項即為「尊重女子人格」，此為臺灣社會運動團體首度於例行會議中明確標舉出婦女政策。
1925年2月8日，在文化協會的影響下，彰化地區率先成立了臺灣第一個以改革陋習、振興文化為目的的「彰化婦女共勵會」。次年7月10日，嘉義也成立以改革家庭、打破陋習、提倡教育、修養道德、圖婦女地位之向上為宗旨的「諸羅婦女協進會」。這些婦運團體的出現，於鼓勵婦女接受教育，吸取新知之餘，也帶動了臺灣家庭的現代化與和諧化。



★蔣渭水
蔣渭水為臺灣日治時期的醫師與民族運動者，曾創立臺灣文化協會與臺灣民眾黨，是反日本殖民運動中，重要的領導領袖，被譽為「臺灣的孫中山」。
蔣渭水的思想先進，更是以「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援助女權運動，反對人身買賣」為其奮鬥目標，不但著文大力抨擊買賣婚姻，嫖妓蓄妾，更大聲疾呼男女平權，婦女解放。其次，醫生出身的蔣渭水，1924年曾於《臺灣民報》連載九期〈婦女衛生〉專欄，緒論而外計十章，是一套相當詳盡的婦女衛生手冊，也可以說是臺灣媒體首次正視女性身體、教育女性如何了解並照顧自己的身體，打破傳統觀念將女性身體視為骯髒恥辱的刻版印象之創舉。再者，蔣渭水亦曾在《臺灣民報》主持「晨鐘暮鼓」專欄，專欄中也多次討論有關婦女解放的問題，呼籲女性自覺、挺身出來活動，如此才能擺脫「玩物」的命運，而求取解放，並與男性相扶持，造就理想社會。

【新芳春茶行】
新芳春茶行建於1934年，為來自福建安溪人王氏所經營，茶行結合「茶行」、「烘焙茶工廠」、「倉庫」與「主人住宅」等4種機能空間，形成一個完整的茶文化複合體，亦為當時臺北最大茶工廠，當時提供茶製作人員的聚集和活動場所，足以見證19世紀末至20世紀前半葉臺北作為茶貿易港口之產業歷史，具有廣泛的歷史、文化、商業史價值。2009年茶行洋樓被公告登錄為臺北市定古蹟並由屋主贈與臺北市政府。


【有記名茶】
十九世紀後半開始，「南糖北茶」成為台灣外銷的驕傲，北茶說的即是今日「台北大稻埕」一帶，在輝煌的全盛時期，當地聚集了約兩百多家茶行。
有記名茶來自福建安溪產茶世家，目前經營者王連源是第四代；他的祖父王敬輝於1890年在廈門開設「王有記茶莊」，到了1907年，因台灣茶葉出口盛行，祖父王孝謹渡海來台開拓市場。著眼大稻埕在當時得淡水河水運之便，因而選定在此落腳。父親王澄清17歲時，來台接手事業，從此奠定了百年茶行在台灣的基礎。茶行至今仍保留早年外銷泰國的英文、泰文商標。外銷的木頭茶箱，一頭刷寫著FORMOSA的驕傲，另一邊的「有記選庄」則是品質與信譽的保證。



★揀茶女
西元1860年，兩次英法聯軍後，淡水開港，包括艋舺和大稻埕等河港在內，都是當時興盛的起卸口岸，由於艋舺河口淤積，因此大稻埕漸漸成為臺灣北部重要的河岸商貿中心。
當時東方茶葉受到歐美人士歡迎，年需求量大增，大稻埕因地利之便，因而聚集了眾多茶行，這些茶行收購臺灣北部丘陵地所產茶葉，然後集中到大稻埕的製茶廠，在進行加工精製後再交給洋行或自行外銷。
 1896年在大稻埕的茶行共計有131家，受僱於茶行者包括4類：製茶勞動者、茶箱製造者、茶業鑑定者、揀茶者。
於茶行受雇者的中，很明顯得看到揀茶工作多由女性來擔任，由於大稻埕可以說是當時臺灣最大的「茶葉再製加工出口區」，因精製茶在加工前必需以大量以人工將雜枝、壞葉等部分挑除，評估後此工作最適合由女性來擔任，而當時被務農家庭視為多餘人口的女性，便成為最好的人工對象，於是，他們放下家中的無酬家務勞動，進入城市裡的茶行成為揀茶女，賺取工資幫助家計。
根據1900年的報導，這些揀茶女要從1~2里外的地方來此工作，她們多半是14~18歲間的未婚女子，也有老婦或小童。當時在大稻埕有近兩百多家製茶行，大行在忙月期間趕工時須雇用一千至三千名揀茶女，換算下來，平均於大稻埕受雇用的揀茶女超過二萬人。這些女工主要負責烘乾、篩檢、分類，並從每年農曆二月春茶開始，一直忙到冬至前的最後一批冬茶結束。當茶葉出口旺季來臨時，由於室內無法容納太多的揀茶女，工作地點就延伸到亭仔腳下（騎樓底下），圍在大竹盤前辛勤工作，人手不足時，甚至會出現店員在街上拿著長竹竿追著過路女性來充任揀茶工的情景。
年輕的女性們，藉由揀茶工作，得以暫時擺脫傳統家庭的束縛，且每日辛勤賺取的收入，不僅幫助了家計，也使得原先被視為剩餘勞力、無所貢獻的婦女，在家中說話更有了力量。

黃玉階為台中梧棲人，清同治八年（1869）二十歲時開始學習中醫，光緒八年（1882）遷居台北大稻埕，行醫濟世，曾治癒大量霍亂患者，也曾在清法戰時協助招兵募勇，獲頒五品軍功銜。
光緒十七年（1891），艋舺人吳吉甫獻地建立齋堂，命名為「興善堂」，由黃玉階擔任堂主；光緒二十一年（1895）台灣進入日治時期，他將興善堂遷回大稻埕的自宅，與其義女陳昌賢的「福慶堂」相鄰，遂將兩堂合一，改成為「至善堂」。此時，台北地區瘟疫流行，黃玉階不顧個人安危，施醫濟藥，救人無數，深獲日本當局肯定，被延攬擔任台北縣黑死病治療所醫務囑託、仁濟院委員囑託、艋舺保安醫院傳染病隔離所醫務主任等職，並募資籌建濟安醫院與共濟醫院，也培育許多中醫人才，對台灣防疫醫療貢獻良多。明治三十年（1897）獲台灣總督府頒發全台首張的中醫師執照，翌年邀集紳商成立「台北天然足會」，提倡女性放足運動。明治三十四年（1901）任台北監獄第一課教誨師，自明治四十三年（1910）起擔任台北廳大稻埕區長多年，並曾兼任大龍峒區長，在地方有頗多建樹。


日本時代初期的斷髮、放足
日本統治台灣之初，雖視辮髮、纏足為「陋習」，但因風俗難移、統治根基未穩，成效有限，斷髮者僅限於少數的公教人員和接觸日本近代文明的士紳，一般還是透過學校向學生宣導斷髮的文明、衛生、進步象徵。隨著新觀念的灌輸，1910年，國語學校、總督府醫學校學生流行斷髮，同時，革命風潮下興起剪辮風，男性斷髮，成了1910年代初期的社會運動。

解放纏足
黃玉階不僅是妙手回春的名醫，也是社會改革運動者，在1900年2月6日，黃玉階即在日新街（今民生西路、寧夏路一帶）普願社發起成立「天然足會」，呼籲女子解放纏腳，當時輿論讚揚為「實如紅十字事業之義例美風」。只不過，在根深柢固的傳統下，日本時代初期的放足運動影響層面很小。直到1910年代斷髮運動成為風潮，再加上當局強制執行禁令、中上階層婦女參與「解纏大會」的帶頭作用，放足風氣才逐漸打開。

江山樓創立於西元1917年，是臺灣日治時期大稻埕著名的豪華酒樓，店號來自於經營者吳江山的名字。江山樓開業之後，華麗氣派的新建築幾乎可媲美當時總督府，樓高共四層，十四個宴會廳，可容客五百人，當時一句俗諺「登江山樓，吃臺灣菜，聽藝旦唱曲」，清楚說明上江山樓，聽藝旦唱曲，是當時臺灣人最時行的活動。
鄧雨賢的第一首創作歌曲〈大稻埕進行曲〉首段歌詞，也以江山樓為場景：「春天深更，江山樓內／絃仔彈奏的聲韻，鑽入心頭」，在繁華的酒家飲酒，聽二胡聲鑽入寂寞的心靈，倍覺清冷。看出早期臺灣酒家特色，有著美食、娛樂的特殊文化內涵。



★花選會
「花選會」為與藝旦相關的重大活動，通常為期一個月，江山樓於開張隔年便舉辦一個別出心裁的「北里花選」活動，開放於江山樓花費達一定金額之客戶進行票選，選出最受歡迎的藝旦。
「北里花選」化做今日說法就是當時的「藝人選秀大賽」。據當時《臺灣日日新報》所載，該活動係由連雅堂先生倡議，江山樓主催開選。花選的規則十分有趣，活動廣徵臺北市內之藝旦參賽，評選的標準包括色、藝、才、品四科。膺選名額仿造秦淮勾欄選花魁之古制，如同國家開科取士一般，第分三甲，一甲取三名、二甲七名、三甲二十名，一共是三十名。這一甲第一就是花國女狀元、次為榜眼、再次為探花。然而，可不是人人均可投票，必須在江山樓「交關三十錢者，贈以一枚（投票用紙）」才能進行投票。

大稻埕女子公學校為臺北市第一所女子公學校，即現在的蓬萊國小，起源於 1898 年，最初是「大稻埕公學校女子部」，只有兩名學生，待學生逐年增加，改設女子分校，1911 年正式獨立為女子公學校，1922 年更名「蓬萊公學校」，當時已培育近 700 名畢業生，在女子教育尚不受重視的當時，蓬萊的興起，代表著臺北地區女性受教程度的重要指標。
日治時期，女子教育目標是塑造出能照顧家庭的賢妻良母，因此，從四年級開始，女學童就必須學習裁縫、刺繡、烹飪等各種手藝及家事課程，學校則在定期舉辦的「學藝會」中，展出優秀的作品。除此之外，老師們還會利用額外的修身課，教授女孩應有的生活儀節。
當時公學校六年授業結束後，若要升學則必須參加高等學校考試，錄取才得以進入，其中公立學校包括第一、第二、第三高等女子學校，但由於第一、第二高女多保障日人女子，一般而言臺籍女生多入第三高女，繼續四年制的課業，若無法考取公立學校的學生，有些則報考私立靜修女中或直接就業。

臺灣公娼制度源自日治時期的「艋舺妓女戶」，1898年，艋舺妓女戶設置，日籍妓女湧入臺灣，日本政府開始施行管理制度，為臺灣公娼制度初始。而後又以大稻埕歸綏街一帶最為興盛，名氣鼎盛的公娼館「文萌樓」即坐落於此。文萌樓是1941年日據時期遺留下來的公娼館，更是臺灣第一個標誌性工作與性工作者運動的古蹟。
不同於大稻埕「江山樓」藝旦以服務富商高官為主，歸綏街周邊與萬華寶斗里一代的公娼戶，則為中低階層勞動者的尋芳地，風俗產業的蓬勃造就其獨特的歷史軌跡。在娼館興盛時期的歸綏街，人聲鼎沸，周邊也因而發展出各式民生產業，如西藥房經常隨娼館經營而24小時營業；今重慶北路二段鈕扣針線小店及延平北路金飾供娼館小姐裝扮自己，而附近經常出現販售藥酒、補品的小攤更是大受歡迎。
文萌樓內記載著她們的生命故事，官秀琴在23歲時為養女兒、母親及病重的哥哥而下海；麗君則是16歲就到城市賺錢，為了在丈夫離家出走後，能養活孩子而下海；白蘭 13 歲被母親賣為雛妓，10年後也不可能回去，從此成為公娼。她們的命運多數令人傷心難過，她們曾經美麗，曾經能用自己的身體養活自己，甚至養活家人。文萌樓內部現仍長期保存著當年的樣貌，—房間狹小放入一張單人床及梳妝臺後，幾乎就沒有任何空間。她們的人生就在此度過，當年三七拆帳，合法的娼館固定為她們進行身體檢查，她們則各自有不接客的自由。就這樣一直到了1997年，臺北市長陳水扁下令廢娼。
2006年12月，文萌樓終於獲得臺北市政府指定，成為臺北市市定古蹟，並於2019年受臺北市政府文化資產審議會通過，開始進行修復再利用計畫，且於2021年完成修復。此些作為使文萌樓得以繼續承載它獨樹一格的歷史情懷，並繼續向後人訴說臺北曾經的性產業發展故事，以及其做為反廢娼運動基地的歷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