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底，桑娜馬林（Sanna Marin）被選為芬蘭新總理的消息在各大媒體上傳播。這個身居高位的年輕女性，讓芬蘭再度成為國際媒體的寵兒，畢竟不論是性別或年紀，她所代表的這些生理特質在世界政壇上還是極為少見，故也最為吸睛。
但對芬蘭人來說，女性領導人可說是司空見慣。自 2003 年耶騰麥基（Anneli Jäätteenmäki）成為首任女性政府首長，到現在的桑娜馬林，已經是第三次由女性擔任總理，芬蘭可以說是世界上性別最平等的國家之一。
這個亮眼的成績不是芬蘭人與生俱來，而是靠著一代代人努力爭取。從一開始婦女運動、走上街頭，到平權運動，一波波體制內的教育、社會、政治改革，再到托育公共化、修婚姻家庭法⋯⋯芬蘭就這樣走過了長達一世紀的追求兩性平權漫漫長路。
但即便如此，芬蘭是否真的就如普遍認知的如此平等？隨著新總理而來的各種新聞報導，也讓許多兩性議題再度被大眾檢視與討論，包括職場相關議題也是熱門話題之一。

一、高等教育的職場生態
身為博士班學生與研究人員，最容易觀察到的職場就是大學。雖然不同領域有所差別，但在許多領域都可以看到女性在學生與博士生群體裡，比例略多於男性；但是女性取得教授或終生職的人數，卻遠比不上男性。
上述觀察也與 2019 年的調查結果相符：大學教授的男女比約略是 2:1。曾經跟同為博士生的朋友聊過這個現象，認為其中一個可能性與「升遷的過程和時間」有關，因為要升到教授等學術職位需要時間的累積。我們現在看到的教授性別差異，反映出的是十幾年前參與高教的學生性別比；而我們這一代學者從事研究的同輩裡，則是女性比男性多，這或許可以在未來十幾年慢慢反映在較資深的學術職位上。
然而，上述新聞也提到學術領域的選才方式是個重要因素：學術領域重視的學術表現，容易讓學術工作沒有所謂的下班時間。舉例來說，曾經在研討會上聽聞有位有發表數量驚人的教授，一年 365 天每日都進研究室工作；這對於多數有小孩的女性研究者來說，根本是天方夜譚。
近期也有不少研究指出，因為疫情而在家工作的遠距型態，不成比例地把職涯成本與障礙加諸（尤其是有家庭的）女性研究者身上。有位家有兩個小孩的女同事，不久前在疫情好轉後出差 5 天，非常開心地說這應該是她這 3 年來「終於可以睡飽」的時刻。芬蘭也調查了疫情對就業的影響，大體來說來說對女性的負面衝擊也比男性大。

二、高教職場之兩性薪資差
在重視平權的芬蘭，性別薪資差異的鴻溝仍然存在。歐盟統計局公布 27 個會員國性別薪資平均差距為 14.1%，芬蘭仍高於歐盟平均，落在 16.6%。比如說，全職的男性員工月薪平均為 3,759 歐元（約新台幣 11 萬 8 千元），但女性只賺 3,154 歐元（約新台幣 9 萬 9 千元），而這樣的狀況該如何解決？
由於法律有明文要求，因此芬蘭女性友人也同意「同工不同酬」在當今的芬蘭應該非常少見（或是不敢明顯歧視），但她也指出這不代表薪資差異不存在。她回憶道：「我高中畢業之後去工地打工，工頭雖不會擺明歧視女性、給我比較低的工資，但他會讓男同事擔任加給比較優渥的任務，所以最後發薪水時，我的工資還是比男同事低。」因此，薪資差異仍可能透過工作分配來影響結果，隱晦存在於各個職場當中。

三、性別平等？還有一段路要走
性別議題除了在各個領域都經常被討論，大家也會有意識地去反思自己的生活環境，是否存在著性別不公或歧視的問題。例如音樂學系館中，原本只有芬蘭男性研究人員跟音樂家的雕像，在 2020 年芬蘭重要的民族音樂學者 Pirkko Moisala 退休後，她的畫像（和她研究的尼泊爾婦女）才首次成為了音樂學教室當中唯一的女性——這其實對於以女性為主的音樂領域來說非常奇怪，因此這樣的現象經常在系所裡的研討會中，被提出來檢討與批判。
赫爾辛基大學政治系第一位女教授也提到，她 30 年前來赫爾辛基大學念政治系時，放眼望去教授們沒有一個是女性，她那時竟也見怪不怪。回首當年，她感嘆於芬蘭的「性別平等」霸權論述太過堅固，儘管每天的經驗跟這個霸權論述大相逕庭，但腦中仍然浮現「芬蘭好平等」的錯覺。這位教授提醒，如果要撼動或滲透這個結構，仍需要眾人的警醒與串連。

即便現在的芬蘭離真正的性別平等還有一點距離，但當大家開始意識並看見問題的存在，這就是解決它最重要的第一步。而持續的對話與討論，將有助於問題的釐清與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