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台灣通過了性私密影像法（編按：較精確的說法為在刑法部分條文中，增訂性影像定義及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這意味著通過傳播私密影像來對女性蕩婦羞辱，讓女性「社死」（社會性死亡）的行為不再是普通的「吃瓜」，而將受到法律追究。其實，日本在2014年就立法通過「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被害防治法」，美國也在2016就有34個州加上華盛頓特區，制定刑法禁止「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為了。如今，台灣終於和主流民主國家站在了一起。這讓人突然感慨萬千，因為台灣這樣一個偏保守型的華人社會，為什麼卻屢屢能夠在性別平權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呢？

一個保守的父權社會在婦女運動的推動下轉型
在性別平等方面，台灣到底是先進還是保守？我想大部分人的第一反應都是先進。作為亞洲民主燈塔，台灣擁有高度的言論出版自由；性別平等排名世界第六（根據聯合國的性別不平等指數），女性國會議員佔了四成以上，擁有華人世界第一位民選女總統，並且在2019年通過大法官釋憲，在亞洲率先實現了同性婚姻合法化。
但是另一方面，台灣又遺留了很多華人宗族社會和父權體制的傳統。在社會文化上，很多傳統家庭在財產分配上嚴格限制女性的權利，網路上的厭女言論依然盛行。在女性發展方面，仍有許多女性因為育兒被迫暫離工作崗位，與社會脱節；而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2020年，台灣女性年收入只有男性的六成半左右，而日本女性的年薪資收入是男性的74%，美國女性的年收入中值是男性的82%。在法律體系方面，很多民國時期的性別不平等條款至今還沒修訂完，直到1996年，台灣才取消妻從夫姓，同時廢除離婚女性半年內不能再婚等規定；而直到2020年，才由大法官釋憲，宣布通姦罪除罪化。

台灣社會為什麼會有這種矛盾的現象呢？
首先，台澎金馬雖然加起來只有3.6萬平方公里，但實施的卻是理論上覆蓋數千萬平方公里、制定了上百年的中華民國法律框架。而其中涉及到女性權益部分的主要法律，是1931年5月實施的《民法》親屬編。這部法律在90多年前其實有著相當的進步意義，法律剛剛頒布之後，最有影響力的一件事，就是實現了1931年底的「刀妃革命」——滿清遜帝溥儀被他的淑妃文秀起訴離婚。當時文秀能夠衝破阻力，完成離婚的最大原因，就是這部中國現代意義上的民法規定：女性受到夫家虐待，可以作為起訴離婚的理由。文秀便以虐待為由，成功打贏了皇家離婚官司。
但是，受限於當時的社會條件和強大的傳統慣性，這部民法親屬編裡保留了很重的「男尊女卑」、「父、夫權獨大」、「法不入家門」思想。比如，例如「妻冠夫姓」，「離婚子女之監護歸父親」，「妻之婚後所有財產均歸夫所有」，通姦罪入刑⋯⋯這部法律隨著1945年日本投降後，被國民黨政府帶到了台灣，導致了很多社會問題。從那之後的70年，台灣的婦運的一大成果，就是不斷修改這部百年民法，把女性解放出來。
其實台灣在日據時代就存在婦女運動，國民黨政府退台後，也有體制下的國民黨婦聯會、婦工會等「婦女組織」的角色。但是現代意義上的婦運，一般認為從1987年解嚴後「婦女新知基金會」的成立開始。前十年台灣婦運著重於街頭倡議與國會修法路線的結合，對法令制度之不足進行批判，也與跨黨派立委合作推動法制改革和女性參政。
經過婦運的發展，1995年民法親屬編開始修訂，至此以後，父權法制終於開始決堤，各種促進性別平等的修法行動開始突飛猛進。1997年通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8 年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打破「法不入家門」的觀念；2002年通過《兩性平等工作法》；2004年頒行《性別平等教育法》，這是全世界第一個這樣類型的法律；2005年通過《性騷擾防治法》。所以，台灣的性別平等法規前衛的一大原因，就是過去的法律太保守，因此一旦有了破口，便一潰千里。台灣婦運的這個階段，被現代女權主義研究歸結為「國家女性主義」的實踐階段，即透過「婦權會」等平台，或者其他制度框架，直接與民意代表和立法機構對話，以此建立新的機制。
而那些在制度內推動性別平等的女性菁英和民意代表們，不僅是推動台灣平權的先行者，也是推動台灣走上人權陣線前沿，提升國際能見度的功臣。

單槍匹馬救濟弱勢女孩的「先生嬤」
這裡就是一個針對18歲以下的家庭失能的單親兒童和未婚媽媽的庇護所，透過社會局、法務部等政府機構轉介，先後安置輔導了超過70位單親媽媽、160位學童。這些未婚媽媽及單親兒童，許多是暴力的受害者，帶著先天或後天的創傷前來。但這座麻二甲之家，給他們提供安定生活、隱私庇護和未來就業發展的培養，讓單親兒童不至於失去照顧和讀書的機會，讓未婚媽媽們生產完還可以正常回歸社會，並且獨立扶養孩子。
最為珍貴的是，這些因為各種原因而懷孕的母親，不用在「讓嬰兒消失」和「讓自己毀掉」中做選擇。在這裡，她們不用擔心失去隱私，也不用遭受旁人的異樣眼光。

腹背受敵的修法「女戰神」
2019年5月17日，《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草案在立法院被通過，這意味著，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社會。而一直在背後推動這個法案的人也被國內外媒體爭相報導，她就是台灣的立法委員尤美女。那一天的她，臉上帶著滿意也帶著疲憊，她太清楚這些年為了推動同性婚姻民法修法，是怎麼過來的了。
作為台灣早期的婦運先行者和學者，尤美女很早就在關注台灣的同性戀者權益。台灣解嚴後，婦運蓬勃開展，參與者不乏同性戀者，因為他們的人生遭遇太多禁忌了，那年頭只要在職場被發覺是同志，馬上會丟工作。1986年，一個叫祁家威的人，因為向法院要求結婚，成為全台灣第一個公開出櫃的男同性戀者。被法院拒絕後，他開始要求立法院制定法律，到法院聲請釋憲，而他的義務辯護律師就是尤美女。
2001年，尤美女進入前總統陳水扁成立的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他們訂立了人權基本法，對同性群體有諸多照顧，但一直沒有被行政院和立法院通過。2006年，蕭美琴也在立法院最早提出同性婚姻法草案，但沒法排入議程。2016年，尤美女連任立委後，再次提案，她和同志團體、婦女團體不斷討論，舉辦傾聽同志的巡迴活動。終於，在2017年，大法官釋憲「同婚合法化」，2019年立院三讀通過。
除此之外，尤美女還推動了立法院三讀通過民法修正案，確定債權人不得代位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意味著，銀行或地下錢莊就不能再引用民法轉向債務人另一半要求償債，這讓很多無助的女性，不必身陷賭徒丈夫的泥沼。

而本文開篇提到的性私密影像法的確立，其推手則主要是立委范雲。近些年，她和婦運團體主要推動了通姦罪除罪化、制定《跟蹤騷擾法》，以及最近的性私密影像法。
在台灣，廢除通姦罪一直很困難，主要原因是這條法律過去被認為可以保障女性，可以為弱勢妻子爭取權益。但這是一條悖論，因為這些女性的弱勢地位，也正是同樣的法律引起的——離婚女性無法平等地爭取到財產分配權以及子女監護權，於是只能靠起訴通姦罪來保護自己。然而，在台灣的性別文化中，一樣是出現婚外情，社會往往只會譴責女性。最後，通姦罪刑罰對象往往只是涉足婚外情的女性，男性卻總是被諒解被豁免。范雲從多年以前就撰文呼籲通姦除罪化，因為「婚外性」本來就是民法範疇，就交給民法處理，這樣才能「支持親密關係民主化」、「支持保護婦女權益、性別平等」、「維護性的自主權與隱私權」、「維護台灣自由民主形象」。
2021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跟蹤騷擾防制法》。范雲感慨表示，這讓台灣往性別平等路上再邁進一大步。但是，跟騷法草案通過，卻引發網路上「母豬自以為多情，怎辦」、「不能要求約會，只能直接要求打炮了」、「要求約會不行，請問要怎麼結婚，白痴喔」、「台女之後賺錢更方便嘍」等大量仇女言論。范雲也再次受到很多攻擊，她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解釋：「追求當然不等於跟蹤騷擾，沒有人會因為單純喜歡一個人就被抓去關」，希望大家普遍學會尊重女性的感受，甚至直接建議「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應該要加強情感教育，協助民眾瞭解情感中的關係界線」。
范雲感慨，台灣的民主目前只是政治上的民主，「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都還沒被民主化。雖然台灣的法制還有這樣那樣的缺陷，和歷史沉痾，但是，台灣政治的民主有一個最大的優勢，就是給這些勇敢的平權先行者們以權利和機會，去逐漸推動社會機制的完善，實現真正的民主和人權。日拱一卒無有盡，功不唐捐終入海，台灣，正是這樣一點點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