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再回到男性往往過分自信，並以為自己的勝算比實際高的發現，這可以看作州議員是否競選國會的研究室版本。女性對勝算很敏銳，男性則善於忽略勝算。

這種樂觀的傾向是否也出現在現實世界的其他地方？例如在華爾街這種需要準確判斷風險的產業？女性金融分析師的表現和男性有差異嗎？

直覺來說女性表現當然不比男性遜色，不然恐怕有性別歧視。女性在一九八○年代大舉進入華爾街，當時投資銀行開始從頂尖大學和商學院招募人才。女性試圖拿下這些人人稱羨的高薪工作（二○○六年，華爾街股市分析師平均年薪為五十九萬美元）。

一九八○年代，股市分析師中八％是女性。這個數字在一九九○年代一路上升，二○○一年達到高峰二○％。此後，女分析師的比例就開始下降，直到一六％。是女性的表現不理想嗎？

如果我們說，情況正好相反呢？根據統計，女性金融分析師的表現超過男性，而且差距頗大。難道華爾街一向自豪是最大的金融市場，但因發展錯方向，實則是個沒有效率的勞動市場？

德州大學麥肯商學院的庫瑪博士（Dr. Alok Kumar），讀到女性是否比男性財務長更善於理財的研究，開始對性別與財務預測產生興趣。研究顯示女性財務長確實比男性表現更好，但是這數據規模不足以得出定論。為了取得更多數據，他找上湯森路透的機構經紀商預估系統（Institutional Brokers Estimate System）。這裡有一九八三年五月到二○○六年六月，每位華爾街分析師的所有財報預測──由一萬八千二百九十二位分析師就負責的二萬一千一百零七支個股，發出總計二百八十五萬六千一百九十八篇預測。這些預測不是針對「買進賣出」的評等，而是預測每家公司在未來季度財報的每股盈餘。在這些預測中，女性分析師做出的預測占一六％。

庫瑪首先發現，女性分析師的表現超越男性：她們的預測準確率高出七．三％。女性也比較不會「從眾」，即為了避免爭議或過度突出，將預測數字集中在產業平均值附近。

她們也不會只因為其他分析師都修正數字，就跟著修正預估。整體而言，女性的預測其實比男性更大膽，而且就算工作的資歷較少，依然能有此表現。

在二○○○年之前，許多華爾街的分析師會從財務長祕密得知獲利預測，輕輕鬆鬆拿到內部獨家消息。這種情況在證券交易委員會制定公平揭露法規（Regulation Fair Disclosure）後結束了。另外，在二○○三年，一項全球性協議甚至阻止股市分析師在沒有法遵人員在場時，與公司內的投資銀行家交談。很重要的一點是，庫瑪的資料集包括了在這些法規制定後做的數十萬筆財務預測。在法規變化的前後，他的發現都同樣成立。

庫瑪核對後確認，女性不僅在女分析師比例較大的產業表現勝過男性，例如服裝產業，有四○％的財務預測是女性做的。股票通常分為四十八個產業類別，其中，男性分析師只在十五個產業的表現勝過女性。女性分析師在三十三個產業都超越男性。

庫瑪開始對另一個問題產生興趣：如果女性更善於財務預測，那市場知道嗎？

一九七○年代，《機構投資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雜誌開始評選全美研究團隊，宣稱某些股市分析師是「明星隊」。雜誌的明星隊不斷擴大，如今每年會提名超過三百名分析師。二○○六年，「明星」分析師的平均薪資是一百四十萬美元。庫瑪發現《機構投資者》肯定了女性的能力。明星隊裡女分析師的比例高於市場，而且還是其中表現最佳的。

然而，業界讚揚女明星分析師，卻未能承認，普通女分析師的能力，其實已相當於男明星分析師了。

接著，庫瑪在一項更加複雜的分析中研究，在分析師修正獲利預測之後，市場如何反應。她發現，女性分析師修正之後，股價出現更多波動，顯示華爾街信任女性分析師多過男性。

那麼，如果女性的表現較好，金融市場私底下也知道這點，為什麼女性只占華爾街分析師的一六％？為什麼這個比例還在下降，而不是上升？因為華爾街其實是個沒效率的勞動市場。女性的聘用不足，只有最優秀的才能加入。另一方面，卻有很多能力不足的男性獲聘，他們做著不擅長的工作，卻坐領幾十萬美元的高薪。

自從庫瑪在二○一○年發表研究後，類似的研究在歐洲也得到了驗證，主要針對買進賣出的建議。（結論是：如果有女性建議你賣掉股票，一定要聽她的）還有研究探討女性在審計委員會和公司董事會時的情況。大體的模式顯示男性會帶公司冒更多風險，但女性在預測方面更精準，也更善於讓公司避開麻煩。

有時候很難說這樣到底是好是壞。避開麻煩是好事，特別是對大公司而言，但是身為創業者就是要冒險。

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女性善於計算風險，最終是否對自己有利？當然，男性和女性在決定加入一場競賽時，都會計算風險和回報。但是女性通常聚焦在機會，男性則更聚焦在能贏得什麼。

研究人員發現，愈是聚焦在獲勝的機率，就愈不可能去嘗試。但若是愈聚焦在成功會贏得什麼，就愈有可能努力去爭取。排隊買威力球彩券的人不會想著中獎的機率是一．九五億分之一，而是想著可能帶走的一．九五億。寫劇本的人不會想著可怕的機率（每年註冊的三百六十三本劇本中，只有一本會被買下），他們想的是在銀幕上看到自己的故事。

來到開羅解放廣場的埃及男女，也不是因為相信有可能成功才決定行動，而是為了爭取自由。

或許這個世界需要更多索爾斯。索爾斯雖然沒有當選，但別忘了賈伯斯的成功機率其實也沒多高，卻成功了。世界需要那些願意奮力一搏的劣勢者，如果老想著勝算，永遠也成功不了。

貝加拉最喜歡的電影場景是《阿呆與阿瓜》（Dumb and Dumber） 裡， 金． 凱瑞（Jim Carrey）飾演的角色問蘿倫．荷莉（Lauren Holly）飾演的角色，他們發展戀情的機會有多少。

「不多。」荷莉回答。

「不多，是……百分之一？」金．凱瑞問。

「比較像是──百萬分之一。」蘿倫．荷莉回答。

金．凱瑞靜默了一會。

接著他興奮地尖叫：「所以你是說我還有機會。」

「這就是我想要的人，」貝加拉解釋：「這種想要百萬分之一機會的人最吸引我。」

如果我們想要更多人願意努力爭取，那麼問題來了，是什麼原因讓人一開始就比較有競爭意識？早年的生活有什麼力量在作用，使人能坦然面對輸贏，敢於迎接挑戰，並在落後時不放棄？下一章，我們就來探討這個問題，即點燃（或熄滅）鬥志的底層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