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知事宣佈將日文的產假「育休」改名為「育業」，象徵著價值觀正隨著時代推進，也展示日本透過意識教育大眾的決心；詞彙的改動牽動著意識層面的主觀認知，也往往是在我們對事物的親身體驗前，踏出世界的第一步。

為什麼倡議產假不叫假期、處女膜不叫做膜的改變，不該被認為是在浪費錢而已？
六月底，東京知事（類似市長）小池百合子宣佈將日文的產假「育休」改名為「育業」。
會要這麼勞師動眾的更改一個用詞，主要是在很多人印象中，只要有「假」聽起來就存有自己輕鬆、耽誤進度、不負責任的印象，使得多數人即便真的有事想請假時，總是壓力很大。
為了協助當前國內願意生育者的家長，使他們有更多時間可以照護和陪伴子女，日本當前政策《育兒護理休假法》正在鼓勵男性請產假，一起分擔育兒責任，甚至推出了給男性的育兒手冊。
不過，雖然願景充滿了好意，但是日本厚生勞動省的調查數據發現，目前日本女性請產假的比率為 81.6%，男性卻僅有需求者 12.7% 願意請產假。
這反映了傳統到日本觀念上，幼兒照護並非男性本業，使得多數男性請產假時，常常被框限在拋下本業去「休假」，而非對自己家庭負責的意涵中。
不僅如此，女性在這類請假時，也常常陷入很多異性認為的「怠忽職守」、「輕鬆賺到」意涵中，往往與事業升遷的重要機會失之交臂。
「育兒是休假做的事」，這種定位讓員工潛在被影響，並感覺到為公司付出勞動的正當性，必定是大於撫育自己下一代的私事，也讓「育休」在舊有稱謂中，顯得小孩只是對資本和生涯推進的阻礙而已。
由此，育兒不是整個世代的事，而只是一對爸媽要克服的問題，這樣價值觀引導的社會裡，生兒育女者變少實屬必然。

提出修改的小池百合子雖然面對到很多質疑，在統計了 3,000 人次的相關議題投票上，只有兩成的人認為，修改稱呼方式可以起到影響作用，但近四成五的人更為悲觀地認定，改名根本無濟於事，甚至有人認為她如此興師只為博一個名聲而已。
請「育兒休假」，是可以抬頭挺胸地認為，自己正在投入另外一份很重要的事業，也就是培養珍貴的孩子的「育業」之中，重要性並不亞於工作，不論男女都可以定義「育兒」，都可以是人生歷程中可以比肩事業的經歷。

加州大學 2015 年的研究〈預防中的戰爭：當戰勝癌症的隱喻影響（一些）治療預防時〉（The war on prevention：bellicose cancer metaphors hurt (some) prevention intentions）中就發現，用戰鬥或是抗戰來比喻對抗癌、戒菸、戒酒等行為的話，會讓受試者對相關預防和早期發現方案與措施興趣缺缺因為當癌症是敵人的時候，病患通常會下意識地認為要正面迎擊，而非糾察逃避。
這其實就是潛在的用詞或是隱喻，能夠影響一個人判斷的實際例子。
同樣的狀況其實也出現在當今的台灣社會中，比方從 2010 年起，台灣護理界就發起的「叫我護理師」正名運動，也花了多年在考試、法規與倡議下，將世代觀感定位在更有專業、應受到醫學知識和衛教上尊重的「護理師」一詞上。

前一陣子台灣女人連線，與立委林淑芬所提出「處女膜更名」的討論，也是一樣的道理。
「處女膜」指涉是用來分辨處女的；「護士」指涉他們並非醫療體系中，可以解惑授業的「師」級人物；「育休」指代了育兒，在家如同休假。
在我們對世界有著親身理解之前，「修辭」往往是自我踏出世界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