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躲避戰火，一家人再遷往南京，伊夢蘭和小妹在上海求學，寄住在父親軍校同學陳孝威（1893-1974）於海寧路的居所。陳孝威是《天文臺》報紙創辦人，他的住家也兼報館。

1949年4月23日南京淪陷，上海岌岌可危。一日放學，姊妹倆回到寄住處，赫然發現陳家已人去樓空，飛香港避難去了，留下一封信附上10塊「袁大頭」，要她們設法回南京與家人團聚。4月29日，兩人去碼頭附近買藥，巧遇兄長好友葉茂林，要她們隔日到碼頭一起撤離。和多數人一樣，姊妹倆以為「去台灣個把月就會回來」，因此只帶些隨身物品離開：一只大袋子裡頭裝棉被，用繩子牢實綑紮著，繩上倒扣一個有粉色小花的搪瓷洗臉盆，新買的捨不得擱下，就隨身帶起；身背土黃色帆布包裡塞一對翡翠耳環、一枚珍珠戒指和一只翡翠菸嘴，還有父親常穿的藍色薄綢長袍、母親的平光眼鏡等，布包外掛著一個鐵製漱口杯。

4月30日登船那天，在音樂家朱永鎮（女高音朱苔麗之父）夫婦幫忙下，她們混充裝甲部隊眷屬登船成功，船上塞了上千人擁擠不堪，士兵還不斷用槍托把更多想湧上船的人推下去。

船艦行駛一天一夜抵達基隆，礙於台灣實施出入境管制，在海上多停泊一天，5月2日獲准靠岸。航程中，幸賴葛香亭（1917-2010，日後曾奪金馬影帝）一家分顆饅頭給她們充飢，尿急就躲在棉被裡拿杯子接住。

上海那廂，陳孝威的樓房在戰火中被夷為平地，伊夢蘭的父親趕到上海，看見女兒的物品散落在廢墟中，認為兩人凶多吉少，母親「聞耗」是哀痛欲絕。

場景再拉回台灣，伊夢蘭姊妹在基隆下船，這才發現妹妹的腳氣病發嚴重，已潰爛到無法行走，部隊長官大發慈悲，囑咐小兵協助將兩人帶上火車，往台北找醫院。她們在開封街上覓得一家外科醫院，住院10天，與10多位病人同擠一間病房。為了籌措醫療費和過日子，細軟裡的值錢物品和配戴的黃金十字架項鍊陸續典當，只留下雙親的物品當紀念。她們請人捎信去南京報平安，信件一個多月後才抵達，得知女兒們尚在人世，兩老喜極而泣，豈知，這樣的好消息在文革時成了伊家被整肅的理由。

直到1987年11月，台灣開放返鄉探親，伊夢蘭將雙親的物品帶回南京，和遺骨一同安葬。這一別離，就是38個年頭。

一席粉紅裙裝、身背相機，穿梭軍事演習現場拍照跑新聞

在台灣舉目無親，首要解決生存的難題。伊夢蘭每天翻報紙找工作，看到陸軍雄獅部隊話劇團徵人，向醫院借電話聯絡對方，當時她連怎麼打電話都不會。劇團派人到醫院面試，姊妹倆都被錄取，幸運得到人生第一份工作。

劇團提供食宿，兩人暫時得個下榻處，也能溫飽，但有感於表演工作不適合自己，伊夢蘭再以「唯一專長」的標準國語，考進廣播電台當早班播音員，後來電台改組，只好另覓出路。期間，伊夢蘭結識《華報》的長官。《華報》是由一群具有上海報社背景的老友共同集資創辦的小型娛樂報，總編輯沈吟後來又辦了一個更短命的《大華新聞》，伊夢蘭撰寫的小品文章經常獲得刊登。《大華新聞》結束後，她進入《攝影新聞》報刊擔任編輯，在此接觸到相機。

《攝影新聞》是以照片圖像為主的畫報型報紙，那個年代私人辦報不易，資源有限，報社常面臨人手不足的窘境，就連不懂快門、光圈的伊夢蘭，都被硬塞一台Leica M3權充攝影記者，去拍一場明星祝壽的活動。這是她第一次拿相機，完全不懂對焦，拍完一捲底片，卻什麼也沒拍成。

後來，《攝影新聞》創辦人陳蘆隱教她：「如果在小框裡能看得清楚，就按下按鈕，拍完記得轉『把手』。」就這樣被趕鴨子上架，一有機會就被派出去拍照採訪。

1956年11月，伊夢蘭採訪平生第一場軍事新聞「國軍紫宸演習專號」，這場為時3天的三軍聯合演習，由前總統蔣中正擔任大閱官，伊夢蘭被隆隆的槍砲聲、戰車、在天際間呼嘯的軍機等場面震懾，但也因為缺乏軍事知識而對眼前的景象感到茫然，只好靦顏向前輩請教。

新聞同儕之間固然競爭，也不吝於對她傾囊相授，《台灣新生報》黃漢、《中央日報》劉毅夫、《徵信新聞》許家駒等前輩，都曾教她認識軍備武器和寫新聞稿。此後，伊夢蘭邊跑新聞邊學攝影，同時也學習寫文稿、下標題，文字和拍照兼備，她常自嘲在新聞社是「濫竽充數」，出糗之事不勝枚舉，例如：留守副總統陳誠的官邸久了，警衛也對她照顧有加，夏天送冰水、冬天送熱茶；一回，伊夢蘭要拍華僑晉見陳誠的畫面，當下閃光燈失靈，不得不請副總統和貴賓移駕到庭院拍照，實在很窘。

八二三砲戰期間，《攝影新聞》攝影記者傅資生殉職，伊夢蘭接替他的工作。

從伊夢蘭的工作照片可看出她對服裝的講究，總是一席合宜的裙裝展現大家閨秀風範，即使在總統視察軍事演習的嚴肅場合，她也穿著粉紅色裙裝、戴上太陽眼鏡，背著相機在數千軍士陣容間跑來跑去，好不搶眼。

成為獨當一面的新聞工作者，承接「一人分社」勉強維持生計

陳蘆隱因熱愛攝影而創辦《攝影新聞》，然而，滿腔熱血抵不過嚴苛的現實，賣了兩棟房產依然入不敷出，只好忍痛割愛，以1元出售給知名西餐廳「美而廉」老闆陳雁賓，1962年遠走美國發展。

《攝影新聞》易主後，辦公室遷往博愛路的餐廳4樓。據說，陳雁賓願意接下《攝影新聞》，乃是黃則修（1930-2014）允諾擔任採訪主任。黃則修素有「台灣攝影獨行俠」之稱，年輕時和吳東興（1939-2020，前新光三越董事長）勇闖野柳禁區拍照，又以龍山寺為主題進行長達10年的拍攝，皆為代表作，除此，他曾身兼日本《朝日新聞》攝影記者、美國聯合電視新聞社（UNION TV）駐台記者等職務，之後在實踐家專（今實踐大學）任教，桃李天下。

伊夢蘭自承黃則修是她的攝影老師，兩人原本互看不順眼，情誼卻維繫60年，黃則修指導她從攝影門外漢到能熟練操作相機，成為獨當一面的新聞工作者，憑著這身本事，1959年伊夢蘭跳槽「僑光社」（華僑救國聯合總會僑光新聞通訊社），每個月薪水新台幣800元。

「僑光社」雖然是國民黨中央黨部三組負責，卻不屬於黨營事業，員工毋須入黨，因此伊夢蘭終身非國民黨員。「僑光社」位在台北市衡陽街、懷寧街轉角處的麵包店二樓，全盛時期包括伊夢蘭在內共有4名攝影記者，因和外國媒體駐台記者聚集的「中國之友社」僅3分鐘路程，因此，《美聯社》（AP）李偉、「合眾國際通訊社」（簡稱「合眾社」，UPI）陸正、《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張廣基、《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秦凱等人經常到「僑光社」沖放底片，互有交誼，「僑光社」社長也常在鞠水軒宴請駐台記者飲茶喝酒。

隨著科技進步，外媒記者轉赴台北電信局發傳真，「僑光社」失去地利之便，加上記者另謀出路，風光不再。1961年，伊夢蘭進入行政院新聞局視聽室當編輯，兼管理底片和協助電影組的新聞紀錄片工作，包含局長私下給的津貼，每個月收入新台幣2,200元。

泛亞社新加坡分社記者陳加昌（1931-2023）寫信詢問伊夢蘭，能否身兼台北記者之職？每個月給付她100美金酬勞，當時黑市價格約新台幣4,000至4,200元，對肩扛家庭經濟重擔的伊夢蘭來說，這是一筆不錯的收入，她從新聞局離職，與東京簽約，頭銜是「泛亞社駐台北特約特派員」，她在租處門口掛個「泛亞社台北分社」招牌，一方面在家待產，也兼顧通訊社工作。

後來，東京總社提出在台北發售圖片的想法，亦即是，東京總社將新聞底片寄到台北，伊夢蘭再沖洗成5×7黑白照片轉售各報，自負盈虧。伊夢蘭沒有銷售經驗，且收到底片時，「新」聞都成「舊」聞了，怎麼銷售？所幸，圖片類型五花八門，仍有可為，尤以軟性和趣味圖片的見報率最高，伊夢蘭訂出收費標準，全盛時期有13家訂戶，隨著平面媒體競爭愈來愈激烈，只剩6家苦撐到「泛亞社」結束，雖然特派員月薪不高，靠著圖片稿訂戶這筆收入，伊夢蘭一家勉強維持生計。

採訪拍攝「要衝、要搶，誰還管你是不是女生」

1950、60年代的台北攝影記者圈，伊夢蘭是唯一一位女性，她是第一位住進高雄國軍英雄館的女性，過往從不招待女賓的英雄館，連伊夢蘭上廁所都得派兩名憲兵在門口「護駕」。

性別有時是障礙，有時也略占優勢。1958年八二三砲戰打得激烈之時，國防部「基於安全理由」堅持不肯放行伊夢蘭隨隊採訪，只因她是女性；不過，1960年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旋風式來台，台灣和美國隨團記者加起來逾百人，擠在媒體陣仗中的伊夢蘭，眼看無法突破美國總統的保鑣人牆，任務可能失敗，此時一名保鑣見狀心軟，閃了一個縫隙讓伊夢蘭給鑽了進去，順利拍得兩位總統握手的照片。

1971年，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費瑟（Faisal bin Abdulaziz Al Saud）飛抵松山機場，蔣中正親自迎接，看到伊夢蘭夾在一群男攝影記者群中，好奇問她：「辛不辛苦啊？」伊夢蘭頓時緊張得說不出話，鼓起勇氣回答說：「報告總統，一點都不辛苦。」老總統點點頭，這次她以這輩子最難得的近距離，拍下總統特寫照片。

記者採訪難免狀況百出，1972年日本和中華民國斷交，日方代表來台，台灣學生發起示威、丟雞蛋，場面失控，伊夢蘭的鞋帶被踩住，整個人往前撲倒。

1979年和美國斷交，美方代表來台時，伊夢蘭乘坐《英文中國郵報》、《The China Post》攝影記者的座車，也被示威民眾攔截，好不容易殺出活路，場面驚險，「要衝、要搶，有時簡直是玩命呢！誰還管你是不是女生。」

時代的巨變，讓伊夢蘭和妹妹就此和父母離散，被迫面對生存的艱難課題。因緣際會進入媒體業，甚至當起攝影記者，爾後又以一夫當關之姿，獨力撐起「泛亞社」台北分社業務30年，工作皆與攝影有關，敬業與豪爽的性格，讓她在國內外新聞業深得人緣，工作照裡總是笑臉盈盈或扮鬼臉，不見煩憂。

退休後，伊夢蘭和記者老友經常相聚吃喝，平時打電腦麻將，也跟上風潮玩Facebook，生活愜意。2014年，伊夢蘭在家人陪伴下安詳離世，個性灑脫的她，生前已將身後事安排妥當，並且將交代事項寫在信中。於喪禮籌辦期間，子女們無不感受到母親生前締結的善緣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