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霓虹閃爍的台北夜色裡，派娜娜這個名字，曾是眾人目光追逐的焦點。她是1950年代風靡歌廳的拉丁歌后；同時也是高菊花，一位在白色恐怖陰影下被迫長大的女性。紀錄片《傳奇女伶高菊花》歷經二十年拍攝，重新打開這位傳奇歌后塵封半世紀的人生，電影不只回望一段被遺忘的台灣流行文化史，更看見一名女性如何在命運的重擊下，依然選擇活出自己的姿態。

《傳奇女伶高菊花》接近尾聲，高菊花坐在鏡頭前唱起〈La Paloma〉。歌聲裡有她曾經站上舞台的光芒，也有她歷經時代洪流後留下的傷痕，有她失去的青春，也有她始終沒有放棄的人生。

不能被遺忘的名字
野火樂集的創辦人熊儒賢，她做過林憶蓮、葉蒨文，幫郭富城、劉德華寫歌，走過九○年代主流樂壇最耀眼的歲月；後來她轉向，帶著一種近乎固執的直覺深入台灣原住民音樂的土地。她說她是在找自己。然後，她找到了高菊花。

高菊花，藝名派娜娜。她的父親高一生，是白色恐怖時期被迫害的鄒族菁英，而她，在父親入獄後用歌喉扛起家計。雖然派娜娜曾是台灣歌壇上風靡一時的拉丁歌后，但卻因為她的爸爸是高一生，長年處於情治系統的監控之中，並在威權體制下捲入政治與外交的權力運作。而這一切，都在她老年退回阿里山之後，幾乎被時代遺忘。

無數次聽見或看見熊儒賢分享，她最初根本不知道派娜娜就是高菊花；高菊花就是派娜娜。但見到菊花阿姨的第一眼，她就忍不住脫口而出：「妳是派娜娜嗎？」我們都有過這種奇妙的經驗，彷彿宇宙中有著某種召喚，牽起命運的兩端。但我還是想要從中，找尋一點關於命運的蛛絲馬跡，也好奇見到菊花阿姨的第一面，她對眼前人有什麼印象？

「她不像剛好站在那裡，反而像是知道我們快到了，所以提前在等待。」熊儒賢說，第一次見到高菊花，是2009年前後，她跟著高菊花的弟弟高英傑在阿里山做田野調查。一整天的奔波讓她幾乎耗盡體力，等抵達達邦部落高家老屋時，遠遠地看見一位婦人站在門口。在部落的日常生活中，人們多半穿著自在樸實，但眼前的人卻特別不同。她化著完整的妝容，衣著整潔而得體，靜靜站在家門前，親切地等待著他們的到來。高英傑簡單介紹：「這是我的姐姐，她以前在台北唱過歌。」就在那一瞬間，熊儒賢像是被電到一樣脫口而出：「請問妳是派娜娜嗎？」

事隔多年，她依然無法解釋自己為什麼會問出這句話，因為當時的她，幾乎不知道派娜娜是誰，唯一的線索來自幾年前一次流行音樂田野訪談。當時她訪問的是雷蒙合唱團成員金祖齡，問的是當年他們那麼紅、在台北哪些夜總會餐廳俱樂部唱歌？金祖齡像是走了神，飄來一句：「我好想念一個以前的山地歌星叫派娜娜。」

那並不是訪談主題，所以熊儒賢很快把話題拉回原本的方向，繼續追問那些餐廳與表演場地的名字。派娜娜三個字，只是短暫掠過耳際。然而四、五年後，在達邦部落的黃昏時刻，那個幾乎被遺忘的名字卻突然浮現。

到今天，熊儒賢還是沒有辦法解釋那個當下。「我一直用『婦人』這兩個字形容她，因為我找不到更貼切的詞。」熊儒賢說，那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氣質，謙遜、有禮、從容而優雅。她身上散發出的，不只是高家長女的身分感，更像是一個曾經見過廣闊世界、理解不同文化與人生風景的人。「你會感覺，她知道的事情比你想像得更多，她的人生也遠比你以為的更寬廣。」而那場相遇，最終成了一段長達十多年的追尋開端。

一筆一字寫下的生命重量
無論是我們的對話，還是在電影的映後，從熊儒賢的一字一句中，你都能聽清楚地聽見她對菊花阿姨的不捨與壞念。為何就是對高菊花念念不忘？一切必須回到2016年，高菊花離世，熊儒賢在獨立評論寫下的專欄〈傳奇女伶高菊花〉。

懷念的心情滿載，以往都寫主流音樂的熊儒賢，第一次將私人的一面擺上專欄。文章刊出後，短短三天的點閱數竟與她過去書寫周杰倫的專欄不相上下。那一刻，她第一次清楚意識到，高菊花的故事或許不該就此被掩埋。幾年後，她以個人品牌「野火樂集」推出《派娜娜》影音專輯，邀請年輕音樂人重新詮釋高菊花曾經唱過的歌曲，並附上一支25分鐘的紀錄短片。「我以為那樣子我就忘掉她了，可是我沒有忘掉她，我自己也覺得很奇怪。」數年間，她從沒有忘記過那個名字。

2023年，某個說不清確切時刻的瞬間，熊儒賢忽然意識到高菊花的故事還沒有說完。「《派娜娜》說了高菊花在派娜娜時候的那個人物，可是跟那個時代有關聯性的不是只有派娜娜。」舞台之外，那些與時代交錯的生命線，卻仍然散落在未被整理的縫隙裡。

於是，她重新寫下一份企畫案，片名叫《禁錮的餘生》。這個名字，來自她初識高菊花時的直覺。「我看到她只有她的餘生，還是被她的那個過去禁錮。」那是她對高菊花晚年狀態的直覺理解，一個被過去所形塑、卻無法真正脫離的生命。

但在反覆討論與修改後，片名最終改為《傳奇女伶高菊花》，內容也從原本的25分鐘，拉長到了72分鐘。這個標題，其實來自她早先在《天下雜誌》獨立評論發表的文章。「後來我們發現，《禁錮的餘生》比較像是一種狀態，但不夠完整。從她口中或是口述裡面，我看到的是餘生之前，我沒有經歷過的。」

熊儒賢與我分享，在她的簡報裡，有一頁專門整理高菊花的「名字史」。日治時代出生時叫做矢多喜久子，還有鄒族族名；四十九年國民政府來台之後改成高菊花；父親在獄中覺得家運不順、孩子的名字取的不好，又把她改名高芳梅；她自己的日記上，她寫的名字是Rosemary——那是她對自己的嚮往；而她的墓誌銘上，刻的是Monica，她的天主教聖名。每一個名字，都是一個時代強加或她悄悄為自己守護的身份。《傳奇女伶高菊花》重新打開了另一種角度，那不只是派娜娜的舞台記憶，也不只是被命名為「歌女」的時代標籤，而是一個女性在不同政權、語言與身分之間不斷重命名的生命軌跡。

所以《傳奇女伶高菊花》也重新整理了原始企畫，確立敘事核心。不從外部研究者，而是高菊花自身留下的日記出發。那本日記以日文寫成，高菊花生前認為它極其重要，便交由弟弟高英傑保管，而高英傑也慎重收藏，甚至一度收進連自己都遺忘的位置，多年後才再度被尋回。當日記重新被找到後，高英傑開始協助翻譯部分內容，團隊也首次得以接觸高菊花更私密的文字紀錄。

「其實日記不是每個人都能讀的。」因為語言是日文，理解本身就設下門檻，也正因如此，能真正進入日記世界的只剩下兩個人：弟弟高英傑，以及女兒施昭玲。

除了阿姨的日記，檔案也成了電影的核心元素之一。多年來，高菊花曾向熊儒賢提起許多過往的片段，那些故事時而清晰、時而斷裂，她絕對相信，但直到看到菊花阿姨的一切被一字一字記錄在檔案裡，她才第一次真實的感受到那個重量。「當你發現那些事情是真的，而且真相已經梗在喉嚨裡，你就不能不說。」於是，對《傳奇女伶高菊花》執著更重了一些。

「舉重若輕的不是我，是高菊花。」
電影中，作家林蔚昀曾有一段情緒激動的反應。她認為，如果自己站在高菊花的位置，或許不會希望有人再去翻動那些過往。這個觀點，直接觸及紀錄片倫理中最敏感的問題。我也好奇熊儒賢在籌備的期間，是否也有同樣的感受？「我也有類似的感覺，但我沒有蔚昀那麼激動。」

在她的理解中，她與高菊花的關係並非從拍攝才開始，而是早在參與高一生《鄒之春神》專輯製作時，就已經與家族建立連結。隨著時間推進，這種關係逐漸從工作轉向一種難以清楚界定的情感：「我和阿姨比較像是友誼式的互相關愛。」在漫長的紀錄片製作過程裡，她也無數次向阿姨尋求疑惑的解答。「阿姨，我這樣做對嗎？我會先取得一種靈魂上的認同。」熊儒賢認為，所有做紀錄片的人，都應該先有自己的靈魂。但她也始終強調另一件事，紀錄片不能只靠情感運作：「紀錄片工作者一定要有邊界感。」

隨著紀錄片逐漸成形，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浮現：如何面對這段歷史？在一次映後座談中，有觀眾哭著質問，為何影片沒有更直接地指向加害者？熊儒賢當時停了約莫三十秒，才開口回應：「舉重若輕的不是我，是高菊花。」在她的理解裡，菊花阿姨的痛苦仍在，只是她選擇用另一種方式活下去。

她在菊花阿姨的家人們身上，也看見了同樣的堅毅：「他們是願意好好過日子。菊花阿姨也是想要好好過日子的人，即使是好好過苦日子。」能說出來、能表達，而不是控訴，熊儒賢覺得這件事情再好不過。「為什麼我們去看白色恐怖的事情一定要沉重？那個重量沒有必要呈現在影片裡面，那個東西是要回到你心裡面去。」

《La Paloma》：一首唱向自身命運的歌
電影最後，高菊花唱起《La Paloma》。那是我最難忘的一幕。事實上，《La Paloma》後來也成為電影的英文片名，而這個取名的靈感，源自一位負責字幕翻譯的美國人。「這部片就該叫《La Paloma》。」因為這首歌，就是高菊花。「她根本是在唱自己的命。」歌裡的鴿子、漂泊與等待，彷彿都在映照她的一生，而菊花阿姨的歌聲裡，有她對生命的哀嘆，卻也有源源不絕的生命力。

無論是電影本身，還是菊花阿姨與熊儒賢的緣分，都始於音樂。所以在採訪尾聲，我請熊儒賢為自己與菊花阿姨挑一首歌。她選了Ben King的〈Stand by Me〉，那是她理解「菊花精神」的入口。

源於去年某一天在工作上遇到的委屈。「知道到這個年紀還能委屈到哭的事情，不多了吧？」她深陷在情緒裡兩個多小時。那段時間裡，她在理性與感受之間反覆拉扯，一部分的自己試圖說服自己「沒什麼」，另一部分卻仍停留在不被理解的失衡裡。

「我也在學年輕人說的那種翻篇，但我發現我做不到。」直到某個瞬間，她想起高菊花。她開始回想那個曾經被稱為歌女、被時代命名、被制度標記的生命，還有那些更長時間的壓力與屈辱。然後，她突然鬆了一口氣。「比起菊花阿姨經歷的那些，我這個比起來真的不算什麼。」那一刻，她發現菊花阿姨對她來說不是一段時間的陪伴，而是在她的生命裡，一個「可以讓自己站穩」的存在。

也因此，我們聊了一個仍在形成中的概念——「菊花精神」，但我們也清楚這個想法仍然曖昧。「我不想把她變成神，也不想消費菊花阿姨。」我們的對話又重新回到《傳奇女伶高菊花》的初衷，熊儒賢不在意電影票房如何，只是單純認為，高菊花這樣子的時代性格，跟這個人內心的強大，要被眾人知道。

不得不承認，有些東西正在慢慢浮現。那是菊花阿姨留給我們的，一種在巨大歷史重量之下，仍然選擇好好過日子的能力。「菊花阿姨會陪很多人走過的。」我不知不覺吐出這句話，然後與熊儒賢面對面頻頻點頭。我們都相信，這個世界需要知道這樣一個人，不一定要記得高菊花三個字，卻可以記得她留下來的某種力量。就像熊儒賢說的：「菊花阿姨知道那些痛苦都存在。她不是不知道，可是她還是選擇活下去，而且活得很優雅。」這才是《傳奇女伶高菊花》想留下來的，最重要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