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珍長年深耕東南亞新住民與移工議題，從《夢想美髮店》到《逃跑的人》，再到今年的新作《歡迎來到北車大客廳》，她的鏡頭始終追隨「勇敢的女性」。

相比議題性強烈的《逃跑的人》，《歡迎來到北車大客廳》落地於黑白磁磚交錯的車站空間，緊貼人們的日常輪廓。這裡熙攘往來，週末聚滿人潮，不只移工，所有短暫到訪的人席地而坐。

週日鄰近晚餐時間，有人獨自窩在角落看書，有人唱歌、和朋友分享食物。沒有房子招待朋友的人們，就把這當成大家的客廳。

穿越房間與大廳，找回行動的能力
「空間」是《歡迎來到北車大客廳》的第一條關鍵索引。

對移工而言，勞動與生活空間的界線是模糊難辨的。片中四位女性角色分別處於不同的空間處境，彼此映照，讓觀眾看見「空間」如何形塑一個人的行動能力。曾文珍引用吳爾芙《自己的房間》說明：「當你擁有一個空間時，你就擁有了權力與能力。」自己的房間不只是休憩之所，也意味著更多資源與可能。

例如，片中的Tantri之所以能成為印尼同鄉的協助者，替大家解決生活上的疑難，正是因為她在雇主家擁有一間獨立房間；相對地，Umi並沒有專屬的空間，生活起居都與照顧工作綑綁，心力幾乎放在雇主小孩身上。

曾文珍回憶，她曾看見Umi在等她放學時，一人蹲在校園外，隨手在地上畫起跳格子，自娛自樂。那份寂寞，連同無聊一併被放大，顯得格外鮮明。

當勞動佔據整個生活，空間不再流動，移動，正是突破侷限、重新奪回能力的方法之一。台北車站作為三鐵共構的節點，北車大廳自然成為移工的聚集處。

曾文珍回憶，尤絲妮（Yusni）來台的頭兩、三年，每逢休假就搭捷運逐站走訪。隨著年紀漸長，她更喜歡待在北車，把那裡視作彷彿能與家人相見的所在。到北車大廳與朋友面交包裹，或交換幾句日常寒暄。這些微小的遷移，讓孤寂的居家照護生活，多了一份同鄉社群支撐的力量。

照護關係中的替代家人
《歡迎來到北車大客廳》的另一條索引，是「照護」。

「移工在台灣，其實就是在替代我們扮演家人的角色。」有一次，Umi陪妹妹（雇主小孩）參加幼稚園活動，代替缺席的父母接受孩子的「拜年禮」。曾文珍感慨地補充：「很多時候，我們應該感謝她們，是她們的付出，我們才能放心去工作。」

這份「替代」也帶來反思。有些移工問她：「為什麼你們台灣人不自己照顧長輩？」令她一時語塞。開始拍攝移工議題後，曾文珍偶爾遇到觀眾「客訴」：有人認為台灣對外籍移工已相當友善，發生問題還能打專線求助；也有人抱怨，現在規定移工必須放假，增加了雇主的壓力。對此，曾文珍認為問題不只在於個別經驗，而是我們希望什麼樣的人力進到家庭，又該如何打造良好的勞動環境。

曾文珍進一步談到，2025年，台灣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平均每五人就有一人超過65歲；這次拍《歡迎來到北車大客廳》，也讓她思考了自身未來。「朋友問我，為什麼要拍移工紀錄片，好像和我沒有直接關聯。」然而，怎麼會沒有呢？「我也會老去，未來在醫院或長照體系裡，很可能也需由她們（移工）照顧。」

曾文珍分享：「有時候我看見印尼、越南來的女性，會想到我的母親。」而那一輩女性總是任勞任怨替家人著想，這般強大的母性令她動容。她的母親婚後從台南來到台北，亦是一種遷移，而東南亞女性跨越的距離更遠，所付出的更多。

保持樂觀，創造對話的契機
之於台灣紀錄片圈，曾文珍無疑是極具代表性的先鋒之一。早在三十餘年前，台灣女性主義運動起步之際，她便以大學畢業作品參與第一屆女性影展，從此與女影結下不解之緣。當年，女影的放映場地只是藝廊裡的小小空間，觀眾也寥寥無幾，但每一次放映都帶著強烈的運動心情——「我們必須被看見。」

「我拍紀錄片，是會把觀眾納進來思考的。」對曾文珍而言，紀錄片是一個對話的起點、一種行動，甚至能促成改變。只是，在處理沉重議題時，必須拿捏力道，保有與觀眾對話的空間。她提醒自己，「拍紀錄片，我必須保持樂觀。」因此，她期待作品能跨出影展，走進學校、社區，甚至影響公共決策。

「移工議題在台灣一直被視為冷門，但正因如此，更需要有人去拍。」從年少時一個必須被看見的初心，到如今持續讓大家看見一個議題長期被隱蔽的原因，對曾文珍來說，正是創作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