勸學大作戰開始！如何打動家長的心？
在重男輕女的傳統社會中，讀書對絕大多數的女性來說是種奢侈，儘管日本政府將女子教育列入教育體系中、成立專供臺灣人就讀的公學校，但在日治中期以前，女童就學的意願依然低落。
游鑑明細數女童無法就學的原因：「很多女童因為家中農忙、天氣不好、學校男學生多、沒有女老師等原因就不去唸書，有女童甚至要女扮男裝才敢去唸書。」
為了提高女童就學率，日本政府採取放寬就學年齡、男女分班、增加女老師等教育制度。此外，總督府發現，家中女性長輩掌握女童的讀書權，於是曾在士林舉辦女性限定的展覽會，展出插花、摺扇、和服等日本傳統工藝，邀請祖母、媽媽帶女童一起參觀，讓媽媽們知道女童入學就能學習手工藝，可為將來結婚預備嫁妝。
學校方面也派出老師挨家挨戶勸學，其中女老師的勸學成功率相對較高，因為女老師是因為唸了書才改變身分地位，她們的現身說法較能打動家長的心。
在官民的相互呼應下，1938 至 1942 年間，臺籍女童入公學校就讀率上升到 54.1%，但能接受完整初等教育的女童，大約為全部學齡童的十分之一，而且多數來自中上階層家庭。
如想繼續攻讀高等學歷，臺灣本地的教育措施並不完善，缺乏獨立的女子專門學校。以培養女老師的學制為例，女學生自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下稱三高女）畢業後，殖民政府只在校內附設師資班做短期的職前培訓。至於有志從醫的女生，則必須出國留學才能獲得深造機會。

職場女先鋒現蹤！新摩登女子躍上時代舞台
那麼，日治時期出現哪些女性從事的新興職業呢？進入職場又為女性帶來哪些改變？游鑑明的研究聚焦在五種新興職業：女教員、女醫生、新式產婆、看護婦、女工，她發現這些投入職場的女性雖然出生背景、學經歷與工作內容存在差距，卻具備四項共同的現代性特徵。
首先，女性開始積極「參與」更多元的工作，甚至嘗試爭取以男性居多的職業。例如從臺北女子職業學校畢業的吳謹，進入臺北自動車講習所接受司機員培訓，於 1928 年成功取得司機執照，成為當時臺北州公共汽車唯一的女司機。
其次，經由高等教育與專業訓練養成的女性也更具「雄心壯志」！例如女醫生和新式產婆要在地方開業，必須想辦法獲得當地居民的信任，並盡可能打開知名度、招攬生意。因此，我們可在日治時期的報紙看到女醫生刊登的宣傳廣告，在藥局看到新式產婆掛的廣告招牌，她們積極在社會上為自己發聲。
其三，職業婦女的「地理活動」範圍也因求學與工作等原因而擴大。例如中南部的女生遠赴三高女圓老師夢，取得教師資格後會被分派到異鄉執教。在保守的臺灣社會，女生獨自離鄉謀生是相當重大的決定，更別提女醫生還須出國留學、克服文化差異。
其四，女性靠自己賺取穩定的薪水後，「消費取向」開始改變，更有能力為自己與家人添購新興商品或奢侈品。例如女工為了讓家人定時抱孩子來餵奶，會購買時鐘，進而將現代時間觀帶入家庭。女教員、女醫生會為自己挑選最摩登的西式婚紗，帶動流行風潮！

殖民現代性的矛盾：歡迎成為摩登人士，但你休想往上爬！
女性就業是臺灣社會走向現代化的重要指標，但日本政府重視的是思想同化與經濟發展，極少顧及臺灣勞工的就業權益，骨子裡採行一種「殖民現代性」的治理方針，因此就業措施不完備、職場差別待遇、種族與性別歧視等問題幾乎天天上演。
例如臺籍女教員的薪資不只比日本、臺灣的男教員低，也比日本女教員低，但臺灣和日本女教員明明是來自一樣的養成背景。
此外，多數臺籍女教員就算能力再強，也只能教低年級學生或家事課程。直到戰爭末期，男教員上戰場、日籍教員返國，才有機會教到中高年級學生。
日治時期稱為「看護婦」的護理師則被迫簽訂「單身條款」，婚後必須離職，造成很少人能夠久任。此外，臺籍看護婦還需忍受殖民政府的種族歧視。
同時擁有看護婦和產婆執照的尹喜妹，在二戰時被派往海南島工作，她向游鑑明抱怨日方的差別待遇：「院方規定凡是參加醫療隊的日籍護理人員都可以留職停薪，可是臺灣人卻必須辦理離職手續，護士長的人選卻是經驗遠不如我的日本人。」

造福大眾的女天使──以專業助人的職業婦女
儘管在職場上充斥許多不公平待遇，學得一技之長的職業婦女仍將新觀念傳遞給周遭親友，造福社會大眾。
新式產婆的出現即是產家與新生兒的福音。在缺乏衛生觀念的時代，傳統產婆會用生鏽的剪刀斷臍、以胡麻油塗抹嬰兒的肚臍，一不小心就會造成細菌入侵，引發破傷風或敗血症。
為了降低嬰兒夭折率，日本政府規定，傳統產婆一律要接受 3 至 7 天的講習，且只能在限定地點開業 3 年，如遇難產則需由婦產科醫師負責接生。此外，公家和民間醫院也紛紛開設產婆講習所，培養具備產前檢查、接生技術與衛教觀念的新式產婆。
新式產婆也兼負起教育產家正確生產觀念的義務。產婆劉阿秀提到，有些家庭迷信用舊衣包裹新生兒可以助其成長，不知此舉可能造成細菌感染，因此她會要求產家在預產前幾日要清洗床單與衣物，以太陽曝曬方式確實殺菌。
這群誕生於日治時期的職業婦女，歷經求學、受訓與職場挑戰，在打拚事業之餘努力兼顧家庭。進入國民政府時期，許多女性揮別殖民政府的束縛，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有人參選縣市議員為公眾服務，或以職場前輩身分作育英才，她們正是引領臺灣女性就業的職場女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