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26日上路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在台灣已經實行24周年。《家庭暴力防治法》簡稱家暴法，是為防治家庭暴力行為及保護被害人權益而制定的法令。立法起因於1993年的「鄧如雯殺夫案」。
鄧如雯及身邊家人均長期承受來自於丈夫林阿棋的暴力虐待，鄧如雯15歲時即遭林阿棋多次強暴懷孕，在林多次暴力脅迫其家人及小孩後，被迫與林結婚。
婚後鄧如雯曾因不堪毆打而離家，但又因林到其娘家大肆施暴及恐嚇全家，甚至揚言強姦鄧的妹妹後將其賣到妓女戶，使鄧如雯不得不返家。連鄧女與林男生下的兩個幼子也無法倖免，甚至遭林提起孩子投入洗衣機內啟動機器成傷。
鄧如雯歷經7年的暴力凌虐，終在林又恐嚇殺鄧全家時，鄧為保護家人而趁趁林熟睡時，將林殺害。當時因為相關法令規定不足，使之求助無門，以致犯下此案。
事件過後，引發社會討論，婦女權利團體亦開始催生家暴法的訂立。1998年6月，台灣全面實行民事保護令制度，是亞洲第一個實行家暴法的國家。

1993年10月27日，板橋一名22歲的少婦鄧如雯，因為被丈夫性侵、長期不堪忍受家庭暴力，一時衝動憤而殺夫，轟動全台。
這起刑事案件並不僅是一個女人殺夫的故事，鄧如雯的遭遇挑起了所有女性們在台灣父權社會的婚姻裡，被不平等法律與習俗迫害的敏感神經。

結婚4年，林阿棋（44歲），從事殯葬業，與妻子感情一直處不好。由於對妻子施暴，蹲了半年的管訓，但這半年的時間，並沒有讓改善他卑劣的本性，只讓妻子鄧如雯得到短暫的快樂時光。當日黃湯下肚，林阿棋返回板橋市新海路的自家中，從妻子那裡得到暴力的快感後，再把恐懼施加到岳父與岳母身上。滿足男性的支配慾後，安心的睡著了。
而林阿棋再怎樣也沒想到，殺害自己的兇器，是身為殯葬業者釘棺木用的鐵鎚。這把鐵鎚，除了為客戶送往迎來，還把自己送上黃泉路。
自從上次管訓後，林阿棋學會了走法律漏洞，對妻子的迫害變本加厲，就連兩個兒子，也經常被虐待，經常倒抓著小孩，頭下腳上放進洗衣機裡。為了拯救孩子，鄧如雯只好放棄一切尊嚴，向丈夫下跪哀求。
這樣的生活，彷彿走在一條黑暗的隧道，卻沒有光明的盡頭。
因為在還沒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的時代，除非有第三者可以證明鄧如雯被明顯傷害，女方告發未果，還有可能被貼上「未盡妻子義務」的道德標籤。雖然大家都為她的遭遇憤恨不平，但在當時的民風之下，這些傷害行為，有可能被雙方的家庭以「家醜」作為理由給壓下去，林阿棋這個災難，甚至已經蔓延到鄧如雯的娘家，但鄧如雯為了保護娘家，有娘家而不敢回。
因此，長期累積的壓力，讓她在絕望之際，求生的意志壓過理智。在丈夫入睡後，她親手結束了這場四年多的惡夢。
鄧如雯選擇自首，這可能是活到22歲以來，少數屬於她自己的選擇，鄧如雯在面對記者黃福其的專訪時，回顧過往。

婚姻成為合理化性侵的理由
鄧如雯住在板橋，家裡經營檳榔買賣，林阿棋是常客，因此認識鄧如雯一家人。鄧如雯的母親曾在大漢橋下，被林阿棋強暴性侵多次。鄧如雯16歲就讀國三的那年，因為母親傷病住院，林阿棋藉口探視，看到如花似玉的鄧如雯心生淫念，被林阿棋性侵得逞，女兒延續了母親的悲慘人生。
後來鄧如雯不幸懷孕。在民風仍保守的90年代，女性無論是被性侵，或是未婚懷孕，唯一出路就是以結婚收場。在小孩兩歲時，因害怕遭人指點，在面對社會對於女性貞潔和道德的期待，也無法再另嫁他人，無可奈何下，鄧如雯最終還是只能被迫嫁給強暴她的林阿棋，但沒想到，這正是一連串悲劇的開始。
90年代女人的命運，就是掛在丈夫後面的一個微小註解，重男輕女的風氣之下，沒有女人受到保護。在殺夫案發生時，社會上出現了許多聲音：
為什麼不離婚呢？
為什麼不說出口呢？
為什麼不求救呢？
既然妳沒循正當管道解決，殺人就是不對。
這不是荒謬的魔幻寫實，而是社會輿論普遍對於女性的指責，這源自於認定婚姻關係中的任何一方，有履行性行為的「義務」。特別是女性，既使沒有感情基礎，即使一開始就是強迫跟痛苦，還是得在婚姻名義之下，服從丈夫、家族、跟社會的權威。
當時的女性無法受到合理對待，經濟、社會處境、權力上處於弱勢都還是普遍現象。即便在四年內，鄧如雯有對丈夫產生一絲絲感情，也在揮之不去的婚姻暴力下，被打的煙消雲散了。婚姻受害者的恐懼與後路，就是如此的絕望。
「我一時衝動，殺死丈夫我也很後悔，但我只希望法官從輕量刑，讓我能早日返家照顧小孩。」
「你知道嗎？丈夫被感訓的日子，反而是我最快樂的時光」
鄧如雯的自白聽在旁人的耳裡無比心疼，又緊緊地掐住所有人的敏感神經，鄧如雯像是一個燃點，燒出那些籠罩在台灣女性心頭上的巨大陰影，而這一次，她寧可踩線也要捍衛自己和小孩的安全。
鄧如雯知道自己犯了錯，但自己的願望是如此卑微，她只是希望哪一天，有人可以告訴她，這不是你的錯，有錯的是這個無法保護女性的世界。

女力覺醒的法律攻防：從「不入家門」到「能斷家務事」
在傳統的性別分工裡，女性要服從丈夫、照顧家庭，自身的需求是被無視的。即便身為性與暴力的受害者也是如此。在看這篇文章的你，也許會覺得活在2019年是件「稍微」幸福的事，就算發生事故，至少除了法律以外，還有管道可以尋求協助。
1970-80年代的台灣，或者更準確的說，鄧如雯案之前的台灣，根本沒有家庭暴力防治的相關政策法規，法走不進家門，家庭暴力不過就是清官難斷的家務事。家庭，這張理應要保護婦幼的保護傘，此時卻變成巨大的牢籠囚禁著受害者。
當時社會各種流言甚囂塵上，例如抹黑鄧如雯殺人是為了爭家產（林家相對來說經濟條件較為優渥）、與小叔有染（事後被認為是子虛烏有，惡意轉移焦點），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惡意，都集中在鄧如雯一個人的身上。就算之後沒有發生殺夫的悲劇，她想採取離婚的途徑爭取兩個兒子的監護權，在當時也是比登天還難，甚至還必須說服法官小孩為何從母姓的原因。
當時的女性無法受到合理對待，經濟、社會處境、權力上處於弱勢都還是普遍現象。不管女性社經地位多高，監護權多判是判給父方的。直到近年來的社會風氣改善，女性也比較能經濟獨立，法官才開始以實際上的扶養能力和親子互動來判定監護權，這也不過是21世紀的才開始的事情。

女力支援：婦女團體聯手出擊
晚晴婦女協會、婦女新知協會、民進黨婦展會，她們聯合起來上訴，並要求比照美國羅瑞娜（Lorena Bobbitt）閹夫案，讓鄧如雯接受精神鑑定。到了二審程序，法院終於允許在鄧如雯接受鑑定，三軍總醫院精神科出具的鑑定證明鄧如雯在案發時精神極度耗弱，並處於短暫而似失智性之低度偏差化行為，縱使鄧如雯案在殺夫後能清楚陳述案件細節，依舊符合精神耗弱的條件，法院最終改判有期徒刑三年。這是一個婦權史的重大突破。
同一時間，世界婦女高峰會在台北市舉行，這給鄧案一個大量曝光的機會，藉此能被社會重視。有了輿論的推波助瀾，報紙也開始大篇幅報導家庭暴力問題，包括知名小說《殺夫》作者李昂也出面響應。最後，透過庭外和解，林阿棋二哥將小孩帶回給鄧如雯。鄧如雯服刑一年半後表現良好，假釋出獄。鄧如雯改名，帶著兩個兒子，離開傷心地，從此遠走高飛。
1995年9月，法官高鳳仙完成《家庭暴力防治法》草案。而後由現代婦女基金會、婦女救援基金會、晚晴協會等婦女團體聯合推動。1998年5月28日，立法院完成三讀。1999年6月，全面實行民事保護令制度，台灣正式成為亞洲第一個實行家暴法的國家。所有法律的推動，出發點都只是單純為了保護女性在家庭、職場、婚姻裡，不再需要忍氣吞聲，被看得到、看不到的性別歧視而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