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衍生出失業、輟學、健康等諸多問題，但對女性而言，最大的危機不是失去生計，而是長時間留在家裡所遭遇的性別暴力，尤其在拉美各國政府實施隔離期間，性別暴力顯著增加。
「殺害女性」一直是拉美女性的夢魘，其起因除了性別歧視之外，尚有貧富懸殊、城鄉差距、社會紛歧與治安惡化等複雜因素，再者，「殺害女性」的刑事定罪困難，許多加害人因而未受到法律制裁，迫使拉美女性不斷走上街頭。
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間，隔離措施不僅令女性失去生計，性別暴力事件亦層出不窮，甚至發生「殺害女性」的憾事。家竟然不是避風港，反而是最不安全的地方，「殺害女性」儼然成為拉美女性害怕受害陰影下的疫病。本論文從貧窮切入，繼而進入「殺害女性」議題，擴及拉美女性如何透過群眾運動喚起各界正視「殺害女性」的嚴重性，並有意藉經濟自主來擺脫性別暴力。
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的第一項是「終結貧窮」，第五項則為「性別平等」，不必諱言，貧窮與暴力互為因果，拉丁美洲貧窮問題嚴重，又充斥著性別暴力，「殺害女性」事件逐年攀升，不僅離這2個目標仍有一大段距離，又遭逢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 COVID-19）肆虐，拉美女性在害怕受害的陰影下受到疫病的雙重威脅。
性別歧視下的暴力
源自16世紀歐洲拓殖者對血統、門第、出身、膚色的迷思，拉丁美洲有根深柢固的社會階級觀念，同時存在著嚴重的性別歧視。在拓殖時期，歐洲拓殖者實施奴隸制度，原住民與非裔黑人等族群被納入勞動體系；19世紀以降，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除了原住民、非裔黑人等族群依舊是被剝削的對象之外，尚有更多出賣勞力以求生存的無產階級。
長久以來，階級迷思妨礙了經濟發展，再加上氣候變遷、商業模式、戰爭頻仍等因素，貧窮彷彿是拉丁美洲的宿命。
社會階級造成財富分配不均，甚至個人的能力、生產、權利、待遇、性別、機會與自主性均呈現不平等。其中，性別不平等衍生了性別歧視、性別暴力，更造成了「殺害女性」的暴行。
英文「femicide」一詞最早使用於1801年的英國，首次出現在《19世紀初對倫敦的諷刺看法》（A Satirical View of London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書，是這部文學作品裡的一個新名詞，意思為「殺害女性」。
1978年，南非裔女性主義活動家黛安娜・羅素（Diana E. H. Russell）將「殺害女性」這個詞定義為：「因被害人是女性而遭男性殺害」，後來又因「殺害女性」的行為含有性別歧視，且受害女性從小女孩到老嫗皆包含在內，黛安娜・羅素重新將這個行為定義為：「男性加害人厭惡女性，並認為有權處置或虐待女性，最後將之殺害。」
西語世界的女性主義者紛紛採用黛安娜・羅素的定義，直接從英文譯成西班牙文「femicidio」或「feminicidio」；爾後，這兩個詞被收錄於西班牙皇家學院（Real Academia Española）字典，成為正式字彙。
在拉丁美洲，「femicidio」或「feminicidio」雖然字面上均翻譯為「謀殺女性」，但兩者卻有不同的意涵。「femicidio」單純指受害者為女性，藉以區分「homicidio」（殺人）。「feminicidio」則蘊藏政治意圖，代表女性主義者的心聲，嚴厲譴責國家違反國際公約，放任男性仇恨女性，對女性施暴並加以殺害；換言之，國家是幫凶，未對「殺害女性」建立正確的認定標準，導致加害者逍遙法外。
因此，墨西哥女性主義活動家瑪西拉・拉加德（Marcela Lagarde）倡議使用「feminicidio」一詞。
為了替女性爭取一個安全、有尊嚴的生活環境，拉美女性主義活動家自1981年起，即將11月25日這一天做為反性別暴力紀念日，成立25-N運動，立下反暴力侵害女性的里程碑。在無數女性主義團體的奔波下，聯合國大會於1993年通過《消除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EVAW），國際社會終於承認性別不平等。
不久後，聯合國為了紀念多明尼加米拉瑪（Mirabal）三姐妹，而於1999年訂定11月25日為「國際消除對女性使用暴力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流行疫病下的陰影
拉美女性主要投入無償家務與照顧責任，雖然近10年來，女性勞動參與率呈現成長的趨勢，但男女勞動參與率的差距依舊相當大，兩性工作分配不均，報酬亦不同。在女性勞動市場裡，超過77.5％的女性從事非典型勞動，而這類工作通常工資低、不穩定、缺乏社會福利保障，例如：家庭幫傭、保母、看護、園丁之類的有償家務工作，而這意味著大部分的女性勞動人口缺乏社會資源，一旦生病或發生意外，即可能失去工作並陷入貧窮困境。
2019年歲末，COVID-19爆發，亞洲首當其衝，拉美地區有距離優勢，理當有足夠時間可以預防病毒擴散，卻因各國公衛醫療制度不健全，城市人口密度高，再加上政府輕忽，自巴西於2020年2月26日出現第一位確診案例後，拉美各國也紛紛傳出疫情，而且快速蔓延，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於是在2020年3月11日宣告拉美淪為COVID-19重災區，其中以巴西、哥倫比亞、阿根廷、墨西哥與秘魯等國的疫情最為嚴峻。
2019年，女性勞動參與率為52％，男性則為73.6％；亦即，在COVID-19爆發前，男女勞動參與率相差達21.6％之多；2020年，籠罩在COVID-19之下，拉美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縮減了7.7％，失業率高達10.7％，比2019年的失業率多出了2.6％，女性勞動參與率為46％，男性為69％，兩者相差23％；顯然，COVID-19影響女性甚鉅，女性勞動參與率在2020年下降了6％。
COVID-19衍生出失業、輟學、健康等諸多問題，但對女性而言，最大的危機不是失去生計，而是長時間留在家裡所遭遇的性別暴力，尤其在拉美各國政府實施隔離期間，性別暴力顯著增加。疫病威脅、身心壓力、資源匱乏、經濟窘迫等因素，造成家庭暴力事件頻仍，甚至發生「殺害女性」的憾事。「家」竟然不是溫暖的避風港，反而是最不安全的地方；對此，聯合國以「陰影下的流行疫病」（pandemia en la sombra）稱之。
疫情終究會有清零的一天，然而，終結性別暴力似乎遙遙無期。以墨西哥為例，女性失蹤、遭性侵、被殺害的案件一年超過3500起，但被認定是「殺害女性」的刑事犯罪則不到1000件，根據CEPAL的統計數字，2018年共891起，到了2019年增至983起。
提升婦女的經濟賦權
在 COVID-19流行期間，婦女負起照顧工作，對社會及家庭貢獻良多；然而，婦女卻因結構性的不平等，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或因教育水準不高、或因資訊不足，不少受害女性缺乏向外求援的管道，尤其居住偏鄉的女性或原住民婦女，不僅沒有社會資源，甚至不知如何自我賦權，長久以來即是受歧視的一群，在面對性別暴力時，大都選擇隱忍，即便有意訴諸法律，常因缺乏經濟自主，再加上訴訟程序冗長，而放棄訴諸司法。
綜觀歷史，在墨西哥、瓜地馬拉、玻利維亞、秘魯、智利、阿根廷等國，均因歧視而發生屠殺原住民的事件，其中包括戕害原住民婦女，雖然拉美學界並未深入研究原住民婦女遭殺害的議題，但已有不少團體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當女性主義活動家訴諸司法，並發起群眾運動，為受害女性伸張正義之際，其他團體則帶領原住民婦女及弱勢婦女走入現代化社會，認識憲法所賦予的權利。
正如前面所言，貧窮與暴力互為因果，貧窮影響人類的基本生活和權利，造成饑餓、營養不良、疾病、兒童死亡率高、壽命較短等問題；另外，窮人容易受到社會排斥與歧視、失去受教權、無法擁有安全棲所、負擔不起醫療保險，甚至缺乏就業機會或創業機會。換言之，貧窮衍生出諸多問題，而且不斷惡性循環。因此，如何「終結貧窮」本就當務之急，卻遇上COVID-19來攪局，之前所做的努力成為徒勞。
COVID-19影響層面除了健康之外，也動及既有的經濟和社會結構，更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模式。雖然CEPAL尚未公布2020年「殺害女性」案件的正確數據，但從部分拉美國家所公開的資料可看出，「殺害女性」案件依舊居高不下，數字甚至超過2019年。
質言之，為了隔絕COVID-19的散播而採取隔離與限制措施，女性並未因減少外出而降低遭侵犯的風險，反而斷了收入來源與對外求援的管道，更導致家庭暴力的案件增加。家庭暴力或性別暴力也因此被稱為「陰影下的流行疫病」，或第二個疫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