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來到台灣的不只有男性政治精英和軍人們,當時過黑水溝而來的還有一些女人。
談到1940年代後期隨著國民黨政府敗北而遷佔到台灣的那群人,你的腦裡會出現什麼樣的身影?除了蔣介石等政治精英以外,馬上躍入腦袋的身影可能會是「老芋仔(lāu-ōo-á)」,一群鄉音濃厚的男性軍人。
根據當時戶籍資料的登記,當時從中國來到台灣的不只有男性政治菁英和軍人,非本省籍者中女性也佔據一定比例,但這群女人往往在關於外省族群的討論中消失,只能待在歷史舞台上簾幕遮蓋的後台。
外省女性橫跨黑水溝的理由
深入探究這群外省女性來到台灣的原因,我們能發現除了常見的「作為眷屬」被動依附家父長遷移以外,她們來到台灣的故事可能有更多面貌。
如趙彥寧的研究中即出現一位來台旅遊後,無法返回已陷入動盪的北京,只得留在台灣的特例。另一位受訪者則在家人擔憂共軍可能像日軍一樣性侵女性,為維護其貞節的情況下,被命令離家到台灣躲避。
在當時父權思想下,女性隻身來台被看作是危險的,因此許多女性在來台途中倉促的被迫成婚,從此踏入完全未知卻也難以出逃的家庭及異鄉。戰亂和流亡之中,女性的生命在男性主控的政治浪潮、原生家庭家父長權威的安排之下往往成為載浮載沉的小船,僅能在大浪下盡力抓住人生的船舵。
來台之後——缺乏親屬網絡,只能獨包家務勞動
在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之下,戰後的外省族群成為擁有政治、經濟、語言資源的優勢群體。然而,外省族群並非同質,在不同階級、性別位置的影響之下,同一群體中的生命軌跡可能天差地遠,看似優勢的省籍更可能成為女人的限制。
相對於當時養尊處優的將官家庭,處於底層軍階的外省家庭多半經濟拮据,其中的女人除了必須生兒育女及包辦家務勞動,更被期待能夠在經濟上有所貢獻。
根據趙剛、侯念祖的研究,眷村中的第一代外省女性因為不到外賺取金錢而被貼上「相對台灣配偶較不勤奮」的標籤,有許多受訪者更歸因於外省女性出身嬌貴而不願意工作。
這樣的指控忽略了當時第一代底層外省女性所面對的困境,她們少有在台灣的親屬網絡,難以像台灣女性一樣有機會將養育小孩的工作外包給上一代,肩負照顧工作和家務的情況下,她們根本難以外出工作。
外省女性如何落地生根?擬親屬關係與情緒勞動
除了經濟貢獻以外,外省女性們還得還擔心自己在另一張考卷上能否繳出及格的成績——生出兒子,以延續在異鄉中男方家族唯一的血脈。生出兒子後,才能鞏固自己在這個家中的地位,並確保自己的晚年生活有男性後代供養。
當時的眷村女性可能較無法透過外出賺錢挹注家庭經濟,但她們仍在夾縫中拓展出機會。周思諾的研究中發現,眷村女性會互相締結為乾姐妹、乾媽等較緊密的擬親屬關係以凝聚認同。底層家庭的外省女性可能透過與軍階較高家庭的女性建立關係,進而為家中丈夫謀求加班等提升收入的機會,建構此類關係時必須仰賴相當程度的情緒勞動。
她們的歷史在哪裡?男性認為「沒有故事可說」的外省女性
想訪談外省女性時,首先必須經過的關卡是受訪者的家人,家人往往認為這些女性「生活單純、沒有什麼故事可說,不如訪問父親」,甚至必須在召開家庭會議討論後才能准許這些是他們母親、奶奶的女人接受訪談,沒有人肯定這群女性撐起家庭的奮鬥歷程,女性更不被允許說出她們的生命經歷。
除了在家庭內的噤聲,重視政治菁英互動的主流歷史敘事,往往也不會紀錄她們的身影。就算歷史敘事看見了當時的女人,也通常只看見與統治集團相關的女性們,如蔣宋美齡等,但並非所有外省女性都在當時都處於中產階級或政治菁英的位置。
在那個動盪的年代,不只是底層外省女性,被賣進眷村的原住民女性、因經濟因素與老兵結婚的台灣女性們也有一段屬於她們的、鮮為人知的苦難歷史。現今不同處於種族、階級位置的女性也都經歷著不同型態的壓迫,卻不一定被看見。不管是當代,或者回顧過往,我們都應該正視並且書寫不同族群女性的經歷和殊異困境。